旧时大学生为处理“食堂胃”想尽办法

　　对行将跨入大校园门的学子来说，吃饭是最关怀的问题之一。而在上世纪前半叶，一批批青年战胜重重困难到大学肄业，他们没办法考虑养分与甘旨，仅仅是吃饱饭，就用尽了洪荒之力。与今世大学生首要在校园食堂处理吃饭问题不同，在经济落后、条件有限的曩昔，大学生有三种合伙方法：校办食堂、饭店包饭、自办膳食团。

　　首先是校办食堂。学生人数较多、硬件条件尚可的大学，一般都开办食堂。学生们在学期之初交纳膳费(即膳食费)，由校方收购食材、延聘厨师制造饭食，在校园的公共食堂内就餐。

　　大学生要缴多少钱？其时，一个月的膳费大约在5-8元。1918年前后的清华大学(其时称清华校园)，学生每月交膳费3.5元，校园别的补助3元，算计6.5元；1931年，私立齐鲁大学规矩：文理两学院，每学期开学时交纳膳费30元，按一学期5个月算，每月膳费6元；1937年，国立山东大学每学年收膳费60元，每月大约也是6元。

　　以这样的膳费，学生们吃得怎么呢？作家梁实秋1915年-1923年在清华大学读书，他回想说：“八个人一桌，四盘四碗四碟咸菜，盘碗是荤素参半，馒头白饭管够。冬天四碗改为火锅。早点是馒头稀饭咸菜四色，萝卜干、八宝菜、腌萝卜、腌白菜，随意加麻油。”作为留美准备校园，清华经费较为足够，八人一桌，能够吃到四荤四素外加四碟咸菜，这是十分好的。

　　抗战迸发后，许多高校曲折内迁，饮食条件比战前艰苦了许多，许多食堂连凳子也没有。科学家杨振宁1938年秋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学习，对食堂的粗陋形象十分深入：“饭堂没有板凳和椅子，我们都站着吃。饭是粗米，里边常有糠皮、小石子……饭是拿一个大桶，从厨房挑过来。由于草包很大，又是许多人吃，假设你榜首碗盛得比较满，你吃得比较慢，你去盛第二碗的时分，饭没有了。”

　　有的校园，乃至需求学生自己淘米备饭。杨水心老先生1943年秋考入福建省建阳国民师范(兼收本科和普师学生)，这所校园是四年前被逼从建瓯迁来的，教室、宿舍和食堂的条件很粗陋。战时物价贵重，学生每个月膳费却仍然只需6元。早餐、晚餐是稀饭，调配二十几粒黄豆或许几片酱萝卜；只需正午能吃上一顿干饭，配菜是时令蔬菜，如芥菜、白菜、萝卜、春笋、冬瓜等，肉和蛋基本上没有，蛋白质的最大大都来自，是黄豆和豆腐之类的豆制品。正午这顿干饭很有特色，每名学生都备有一个竹筒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，早晨把米淘好，装入竹筒中，由食堂一致蒸制。正午下课，就能吃到香馥馥的竹筒饭了。风味尽管共同，仅仅不能打开肚皮吃，吃完就无法再添了。

　　学生在校外饭店而不是校内食堂就餐有两种原因，一种是校园人数较少，或许硬件条件有限，暂时没有自办食堂的才能；一种是学生自动挑选，家庭条件稍好的学生，吃腻了食堂的大锅饭，乐意多花点钱到饭店改进膳食。民国时期许多城市的街头有“包饭作”或“包饭店”，专门为机关、商铺职工等供给工作餐，大学生也是他们的服务目标。1935年的《重生》杂志，有小小说《包饭店里》，写的便是开在校园邻近的一家小饭店，学生们放学后三三两两地赶来吃饭产生的故事。

　　上海私立震旦大学归于前一种状况。据1929年夏考入该校的龚灿光回想，当年选取的重生只需94名，校园没有开设食堂，学生们只能在校外饭店包饭。饭店供给两种套餐，一是早中晚三餐，每月7.5元；二是午晚两餐，每月7元。龚灿光这样的穷学生，为了省五角钱，一天只吃两餐饭。连7元餐费都交不出的时分，只能靠自来水泡干面包度日。

　　后一种状况如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。其时西南联大的食堂膳食欠好，早晨是稀饭，调配一点煮蚕豆作咸菜；正午和晚上的米饭是陈米，混入谷子、麸皮、沙子、稗子等煮熟，被学生们戏称“八宝饭”，菜常常是清水煮萝卜、煮芸豆之类唱主角，不只没什么油水，盐也放得少。青年学子们正是需求养分的时分，对此苦不堪言。所以，一部分条件略微宽余的同学，开端到校外文林街等处的小饭店包饭。

　　联大学生走幸田回想：“文林街有的是小馆子，而包饭又是最时麾的事。在外面住的同学，当然甘愿出三倍的价钱，懒得每餐饭行进到校园，又能够有几片肉装点装点，一举几得，当然不肯再到校园来吃‘八宝饭’了。”另一位联大学生、翻译家许渊冲1938年-1943年就读于外语系，他在饭店包饭的原因，除了饭菜好一些外，是怀念在饭店里“自由自在、自由自在”的感觉、不肯承受校园食堂准时就餐的捆绑，所以“在大西门外一家小饭店花十二元包了一个月膳食”。

　　第三种是学生自办膳食团，抗战前后，这是许多校园的通行做法。为什么由学生自办膳食？一是大学经费有限，拿不出多少钱补助学生的饮食，为了最好能够下降中间环节的折耗、节约厨房用工的本钱，校园倡议学生自办膳食团。由学生收购米面菜蔬、监督厨房工友操作，每一分钱都要花在饭碗里；二是学生来自天涯海角，饮食上的习气不同，经济条件也不一样，由学生们自由组合组成膳食团，更能满意个性化需求。

　　天津北洋大学是实施学生膳食自治的校园之一。1925年的《餐膳规矩》规矩：“本校餐膳完全由学生自行组合掌管，每组合设组长一人司理之。”这种组合便是其时所称的“膳食团”。学生们依照原籍、饮食上的习气、经济条件，自主成立了多个膳食团，在校内的榜首、第二、第三、自治等食堂就餐。就餐场所、厨房、锅碗瓢盆等硬件设备，由校园供给。除此之外，厨师的延聘、菜单的拟定、食堂的卫生收拾等，都由学生担任。到上世纪30时代，北洋大学的膳食团已有十数个，口味适宜、价格合理的膳食团，吸引力也大，可达三十多人；小的膳食团则只需十人左右。膳食团实施分桌进餐，每桌六人，餐费每月每人3-6元。早点是馒头、稀饭和咸菜；午饭和晚餐是四菜一汤，六人共享。

　　其时，许多校园成立了膳食委员会，选出学生代表充当委员。以1936年国立上海商学院的膳食委员会为例，设有常委委员，担任摆放学生用餐桌次、核准菜单、同意膳费的交给等；管帐，担任核对每日厨房所开桌数、办理账簿、发布账目等；文书，担任保管印章、草拟文件等；卫生委员，担任厨房、食堂、餐具的清洁等等，可谓五脏俱全。

　　学生参加膳食办理，仍是很辛苦的。首先要担任开销的预算。学期初，要依照米、煤、油、盐、蔬菜、厨房工人工钱等项目，列出预算；之后，每天晚上，学生委员要会同事务员，计算好一天的账目。职责更严重的，仍是保管收上来的膳费。西南联大学生匡南曾抽签担任校园的膳食委员，担任收取膳费。其时收到两千多元，这笔巨款匡南放在哪里都觉得不安全，只好暂存在朋友处。

　　每日还需收购，并监督厨房工友操作。天不亮，值日的膳食委员就要起床，收购一日所需的蔬菜、油盐等等。上世纪40时代初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就读的韩荣鑫，清楚地记住：其时每天选一名同学担任“监厨”，清晨五点就要爬起来，和厨师们步行到十数里外的磁器口菜市场收购蔬菜、油盐酱醋等。监厨在市场上巡视一圈，选中要购买的蔬菜，托付厨师与菜农商议价格，最后由监厨付款结算。步行回到校园后，还要持续监督厨师们洗菜烧饭、收拾卫生等。辛苦一大早晨，酬劳是能够享受一顿丰富的早餐，比较只能喝稀饭的其他同学，是十分好的待遇了。

　　以上说到的，是三种最首要的就餐方法。此外，学生们还常常下馆子调剂一下自己的“食堂胃”。“燕园三老”之一的张中行，上世纪30时代在北京大学读书，他记住邻近“开了不少小饭店，自西往东，有二院对面的华顺居、景山东街东口内路北的德胜斋、东斋北侧的海泉居、斜对面的林盛居、沙滩西端路南的佚名切面铺、一院对面的四川馆等”，其间张先生豆腐，滋味很好，仅仅价格太高，一盘要一角六分，而包饭一天只需二角，只能偶然为之了。

　　不论哪个时代的大学生，“吃”都将是他们结业后最重要的回想之一。文中说到的大学生们，在其时尽管承受着吃不饱、吃欠好的摧残，但这些阅历也都成了他们的人生财富，鼓舞着他们尽力前行。